也许国安局的工作人员今天有什么更急的事情，或许他们心情不好，他们问了一些我已经重复了很多遍的问题后，让我签字，证明他们曾经履行过这样的一个手续，然后匆匆地离开了。
接下来，我接受了很多的检查与医疗，但好像并没有“好转”的迹象，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突然发现，在国外，我竟然成了新闻焦点。对于对我的审判，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对我的支持，这些人把我当成英雄，当成敢于突破条条框框的勇敢者，他们希望更多的人通过这种方式了解真正的历史，打破组织对历史的统治，将历史的话语权交还民众，让精英们闭嘴；另一种声音则把我当成历史的罪人，因为我的行为开创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这是对历史的干预，是对人类文明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这将激励某些野心家铤而走险，威胁人类赖以存在的时空维度。双方针锋相对，都组织了上百人的队伍上街游行，支持或者反对我，他们言辞激烈，甚至还有发生了肢体上的冲突，而国内的反响却平平，大家最关心的是八儿那孩子到底有过怎样的经历，我们三人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这孩子是否与我有血缘，两男一女，在蛮荒的年代，是不是正常。大家都觉得外国人泛组织化的思维方式使整个世界充满了争议，很不可取，没有我们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含蓄内敛，更没有东方人性化的温情。
这期间，我接受了两次国内电视访谈，一次外国记者的采访，两次专栏作家的约谈。有记者曾提示，遇到我这种情况，很多人都充分利用了媒体的力量，从而将自己的人气炒高，搏取更多人的支持，营造有利于自己的社会舆论，以影响法院的判决；即或在这方面不能成功，但因为有了较大的知名度，好也好，歹也好，香也好，臭也好，关注的人一多，就具有了极高的商业价值，正可谋利，就算服刑，也能过上富豪的日子。这样的机会，不把握好，那定是天下奇傻之人，某些人没有条件，还要创造条件。
有一个自称我邻居的人来探监，偷偷对我说，只要我与他签定经纪人协议，他保证我能从这事情上获利很多，从此不忧衣食。面对这样的人，我真是无言以对，只是呆呆地望着他一言不发，听任他在这次探监的所有时间里喋喋不休，最后一无所获，愤愤地斥责我不开窍，这么优越的条件，这么丰富的资源，居然无动于衷。我笑呵呵地离开探监室，回望正在抓狂的他，心里莫名其妙地生出喜悦之情。
在国内，我的事一直被很多人当成了街头巷尾的八卦，闹得沸沸扬扬，而国外，又把这事当成了组织事件，争论得不可开交，迫于这样的形势，在作好充分预案的基础上，我的庭审时间表终于定了下来。我有些不明白，我的犯罪事实清楚明白，而且我也绝不会抵赖，何需这么长的时间，一个半天足矣，难道法庭也想挖出些什么吗？当年我们三人出发去对历史进行局部的修正，我也并不知道出于谁的计划，幕后有哪些人物，反正都是张心在安排，张心已经死了，死无对证，能挖出什么。而且，我已经打定主意，绝不把这事说出来，这会掀起更大的波澜，让更多的人受到怀疑。虽然那些组织家们受到波连自有办法脱身，但那之后，我就会接受更多的质询，那是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我只想早点结束，判我的刑，将我送到某个边远的地方改造，事情就算有了个圆满的结局，为什么就是没有人能懂我呢？
在法庭上，我非常配合，有问必答，不管是来自于哪个方面，只是，我不想这件事拖太久，回答时已经不停地重复着以前讲述过的过程，这个故事很多人听了不下十遍，已经索然无味。
今天的观众爆满，法院已经用上了最大的法庭也无法满足需求，人员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有媒体的，也有社团的，有学校的，也有机构的，挤得会场满满的。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起时空恐怖行为成案审判会，受到关注理所当然，但我觉得，那些人并不是关心我的罪案到底有哪些值得人警示的东西，而是希望从我这里挖掘出值得翻炒的资源。
故事越简单，越容易让我脱离目前的尴尬，不管那些人怎么问，我一味回答，事实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没有做什么，我们住在一座没有人烟的大山里，来了一个男人，就与陈可茜相好了，我们四人生活在一起，那人后来杀了陈可茜，伤了张心，但我强壮，保护八儿没有受到伤害，后来就遇到外国一艘失事的船，就一起被带了回来。至于那人为什么要行凶，我也不知道，反正那人就是这样做的，后来怎么样？他跑了，我也没追多远。他有哪些表现？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也不关心他，我不知道。张心为什么没有喜欢陈可茜？老天，我怎么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陈可茜？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她。你们一起生活，有没有觉得不方便？当然有，习惯了就什么都好了。具体哪些不方便？跟走进深山迷了路一样，很艰苦，不想再回想，反正不是一般人理解的那么艰苦，我都说了不想回忆，太累人，没什么值得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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