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杞没有耽搁，立刻回到春和宫，不过此刻高务实尚在文渊阁办公，却是一时半会儿见不到的。他对此倒也并不意外，便只是着人知会了叔父一声，便靠坐在春和宫偏殿书房的客座上打盹。
说起来，从高务实吩咐他出宫办事至今，他确实也没怎么休息，现在两只眼圈都已经发黑了。不过高杞对此看得很开，他这些年一直待在高务实身边，对叔父的言行举止，乃至办事风格都刻意模仿，到如今也算小有所成，以至于跟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说他“温言笑语，深不可测”。
高杞对这种情况也颇有几分得意，只是从来不曾表现出来。他是真的在高务实身边学到不少，也因此深知自己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
他知道，自己只是叔父的堂侄，甚至都不是他的“从子”之一，但如今却极受重用，眼瞅着要掌握京华的“东厂”。在这种情况下，自己越发应该谨言慎行，万万不能出任何差池，更不可在人前表现出什么自矜身份的模样，否则定会惹得叔父侧目。
[注：关于“从子”这个概念的范畴，历史上是有所变迁的，大抵以唐宋为分界线。唐宋以前，在宗法意义上，从父兄弟(分为从父兄、从父弟)之子称之为从子(区别于宗亲称谓的兄子/弟子)，也即父之兄弟(伯父/叔父)之孙。举个例子，如果乙是甲的父亲的亲兄弟的孙子，那么乙便是甲的从子。
唐宋时，中国的礼仪制度开始进一步细化完善，时人开始只把亲兄弟之子称作从子，即“从子”等同于“叔侄”中的“侄”，而堂兄弟之子即“堂侄”，实际上就只能算族侄了，也可称作“再从子”。
不过这里多说一句，大明朝廷对于重臣的恩荫，如果无子可荫，侄儿也可以，倘若亲侄儿即“从子”都没有，或者已经恩荫过了，而朝廷又再赏了恩荫名额，则堂侄再从子也可以，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高杞很在意高务实的看法，这是毋庸置疑的，整个新郑高氏谁不知道这一大家子人靠的是谁？
高杞做了这么些年的情报秘书，早已养成了认真分析局势的习惯。而对于族中的情况，他自然也不会放过。在他眼里，新郑高氏大抵是这样的局面：
在六叔这棵大树的荫蔽之下，我高杞虽非六房嫡脉，却也蒙六叔厚爱，得以在家族中占有重要一席。家族中的每一房，都像是大树的枝干，各自伸展，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使命。
大房大伯务滋就不提了，六叔对他极为失望，只留他在新郑守着祖祠。二伯孟男，虽非高家血缘所系，却以其沉稳有为而深得六叔信赖，委以暹罗国相之重任，实际上就是南疆头号文臣，其在定南政坛的声望，几如泰山之固。可惜二伯无嗣……不过，也可能正因为他无嗣，所以六叔才对他如此信重吧？
不过话说回来，大伯虽然没什么前途可言了，但其子瑞雏，六叔却是寄予厚望，令其担任龙牙代管领的首任巡阅使，守护着龙牙海峡那个交通要道。这显然是对其能力的考验，亦是对其潜力的培养。我这位堂兄弟啊，今后恐怕造化不小。
他还有个弟弟瑞隆，如今也在南疆历练，任北勃泥镇守使，同样算是颇受重用。只是他头顶上还有个六叔的亲弟弟高务勤，有这位勃泥巡阅使在，北勃泥镇守使的发挥空间就有限了。六叔如此安排，不知是单从辈分考虑，还是有意压一压瑞隆，以免兄弟二人没了先后，各自坐大。
二房人丁不旺，上一代就只有三伯国彦一根独苗，结果他自己也只有两个儿子，且长子早夭，最终只养活了一个幼子高鸣。他如今刚刚成年，玩心还大，三伯又宠得很，便没让他立刻进入京华，自然也没有形成势力。
不过三伯本人掌管京华银行多年，其在金融界的威望除了六叔本人之外无人可及，使得各派系皆不敢小觑。只是不知将来高鸣能不能接过乃父的权柄……且等几年再看吧。
三房的七叔务观，虽在京师并无实权，但他本是六房出身，是六叔的亲弟弟，只是被过继到三房承嗣。他有文正公的牌位在，族中之人自然无不对其保持敬重。
四房那位伯父早夭无嗣，也就不提了。
我父务本，曾是锦衣卫中人，后因六叔的安排，辞去职务，专心培养我们兄弟三人。我在情报秘书的位置上，虽不敢说功勋卓著，却也勤勉尽责，力求不负六叔所托，如今眼瞅着要主管内务部，不知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切记谨慎行事，莫要张扬。
我二弟高椿，三弟高朴，如今都随八叔务勤在南洋历练。高椿以行政见长，高朴则以果断著称，两人在南洋的土地上，也算逐渐混出了些名堂。只是不知道我若执掌内务部，对他二人的前途是否会有影响……
六叔兄弟、子嗣皆可谓众多，六房一脉实乃家族中坚。七叔务观过继三房，承嗣三爷爷文正公；八叔务勤任勃泥巡阅使，本以稳重著称，近来却被秘书长密令清剿当地土著，不知他心里是何感受；九叔务俭任吕宋巡阅使，以果断和强硬手段，震慑着所谓吕宋王国；十叔务忠性情孤僻，但孝心可嘉，非要留在新郑老家照顾二老，不知何时愿意去南洋分得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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