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这封信里，看起来的确没有什么暗示，他所说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朝廷考虑，只是希望主持南察的海老先生能严格一些，多考虑德行这一条罢了。
注意德行，这个说法海瑞是完全赞同的，毕竟他本身就是一个无比注重德行的人。
不过海瑞却也知道，高务实的这个建议，在制度上似乎有些麻烦。
有明一代对于官员的处分细则，有所谓的“八目”与“四科”。
所谓“八目”，即使对考核不称职的官员所定之罢黜名目，“曰贪、曰酷、曰浮躁、曰不及、曰老、曰病、曰罢、曰不谨”。
而“四科”，即是结合“八目”所拟定的内容而进行分别区处，“贪、酷、为民；不谨、罢软，冠帯闲住；老、疾、致仕；才力不及、浮躁浅露(即浅陋，大概是通假字)，降调外任”。
考察的“八目”始自何时，无准确的记载可供参考；然其最终成型，则在弘治元年二月。
成化二十二年，李裕任吏部尚书之前，明代考察并无“八目”之名，而以“四目”括之。史载：“故事，考察目有四：曰老疾、曰罢软、曰贪酷、曰不谨。(李)裕言人材质不同，偏执类酷，迟钝类软，乞立才力不及一途，以寓爱惜人才之意，帝善之，遂着为令。”
从这里不难看出，所谓的“四目”实则为“八目”之前身，“八目”仅仅只是将“四目”的各条细分开来，并将“疾”改称“病”，以及增加了“才力不及”与“浮躁浅露”二目。
“才力不及”这一条，设于李裕任吏部尚书之成化二十二年十月至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间的十三个月内；而“浮躁浅露”一条，是在弘治元年二月京察之际，由时任南京河南道御史吴泰等奏请，时任吏部尚书王恕报孝宗批准，并于该年京察之时实时进行了运用，罢黜了太常寺卿李绅。
关于“八目”、“四科”运用的一般原则，沈德符曾说：“在京五品以下庶官，则有年老有疾、罢软无为、素行不谨、浮躁浅露、才力不及，凡五条；又另察五品以下堂上官，则年老、不谨、浮躁三款”。这在《明实录》与京察相关的诸条中亦有应用实例的记载。
但是，因为有关“八目”的规定极简，因此在确定“八目”之时，有一定的随意性和模糊性，甚至还有部分名实不符的情况出现。
比如说“贪、酷，为民”。贪，可根据官员的贪污事实来确定，但有明一朝惩贪力度较大，虽然规定“贪者为民”，然而实际上有重大贪腐行为者受到的惩治往往较重，故此目针对的仅是贪污数量较小的官员。另外，一旦发现贪污行为，往往不必等待京察，而是当即处置。然而“酷”的行为本身较难确定，若因公事而“酷”，惩治力度往往较轻；而任私行酷，处置则较重。
说起来，海瑞自己还有多次被弹劾的理由就是“酷”呢。不过，“酷”与高务实书信中所提到的重点并不合拍。
至于“老、疾、致仕”。老、疾是比较容易确定标准的二目，因为二者皆有准确的标准可供衡量，更和高务实信中的主要观点无关，不提也罢。
接着是“不谨、罢软，冠帯闲住”。罢软，通常指官员在位时期，无甚作为或品行稍亏，如“四川夔州府知府某某，两任郡牧，鲜有恵泽之布，所谓罢软无为者，兹其人也”，就是指在位无甚作为；又如：“先生(章懋)曰：古人正色立朝，某罢软多矣”则是指品行有亏。而与之前的数“目”相比，不谨则较难定性，虽然明廷对不谨的定性是有的：“有央求势要嘱托者、即以不谨黜退”，但实际上“不谨”二字囊括的范围可大幅延伸。
可以是居官操守上的不谨，亦可能是行政过程中的不谨，因此该名目时而发挥其正常效用，惩治言行不谨官员；时而被作为打击政治对手的手段来使用。
如“图典庚戌会试。分校官汤宾尹欲私韩敬，与知贡举吴道南盛气相后谇。……及考察，卒注宾尹不谨”。此处的注不谨，乃为有实际可循，一分校官包庇门生，已属操守不谨；加之诋毁上官，更属言行不谨。以此注处，名正言顺。
又如徐大化，“以京察既官，再起再蛇，至工部主事。孙丕扬典京察，坐不谨落职”。按京察之常理，一经黜落便不复叙用，徐大化能再贬再起，显然是巴附强援的结果，因此坐不谨，亦不为过。
但也有以不谨为名来打击异己的情况，以丁元荐(万历十四年进士)为例，丁“以辛亥三月之官，时京察甫竣，太宰孙富平(孙丕扬)为反噬者所讦，其党和之，举朝鼎沸。度无能解之者，先生乃起而抗疏……留中不报，乙卯复驰书下，语多激壮，亦不报。丁巳京察，遂以不谨削职”。
丁元荐之不谨，并不是有何品行上的过失，仅因得罪权贵，便坐不谨。而且削职的处分，较“冠带闲住”为重，可见“八目”与“四科”并非紧密相对，仍可根据掌权者之意愿有所出入。
这一条海瑞仔细思考了一下，觉得倒还能和德行关联上，不禁在心中暗暗记了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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