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一个前红朝基层干部，高务实太清楚“团结和信心”的厉害了。
有道是“坚固的堡垒往往从内部被攻破”，江南作为心学派的核心阵地，士林与官场之中都充斥着心学门人、心学拥趸，实学精神在这里的推广程度相当有限。
一种思想要能流传推广、深入人心，不能仅靠几个人吆喝，它需要更多人的了解它的好处。这也就意味着，这一思想必须是能符合受众期待并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的。
心学符合了江南官场、士林的期待吗？基本上是。江南经济的繁荣，使得江南官员和学子(预备官员)能够比较轻松的依靠朝廷赋予的读书人特权在民间获得收益，然后他们便有了更加“高层次”的精神需求，类似于后世所谓的“个性解放”。
个性解放未尝不好，后世也提倡个性解放，但那种解放是为了使人能够“各有所长”，按照自己的喜好、特长来发展和锻炼自己的能力，为社会创造更高的价值，实现自我升华。
而显然由正统陆王心学变异而来的心学末流并非如此，它脱离了王阳明真正的主旨“致良知”等精神，转而去追求诸如“心外无物”、“心外无我”等虚无缥缈的目标。这实际上应该归于玄学、禅学之类，对于社会进步几无半分用处。
但心学末流能够在江南广泛流传，其理由尚不止于此，这种变异的陆王心学还导致了一种思维，即“我”独立于社会之外，我的行为是否道德、正当，均不需要受外人质疑，“我”认为可以，我就要去做。
这会导致什么？至少，既然我不应该被质疑，那我干点特立独行乃至于出格的事也不算什么，甚至你们都应该将之视为“我”的个性，你们应该赞扬才对。
这像什么？是的，像魏晋狂生。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总会出现诸如此类的思想，就像每个人都会经历的青春叛逆期一般，“你们这群老古板怎么可能懂我”、“我就是与众不同”甚至“老子天下无敌”。
心学末流迎合了这样的经济现实和思潮，因此在江南扎根，让江南成为了它的大本营。即便现在开始出现如顾宪成等在内的反对派，但说实话，还不足以动摇心学大本营的根基。
实学为何在江南始终推广缓慢？因为实学派的根本立场在于国富民强，而其首要的任务则是国富——民其实并不弱，现在弱的是国家财政。
对于江南官员和学子而言，我发财发得好好的，你现在跑过来要我给国家多做点贡献，凭什么，凭你脸大吗？至于你说国家富了我会更富，不好意思我看不到，即便看到了我也懒得等，谁知道这个过程要多久？我只看到一点：你他娘的要我多交税。
正因如此，江南这边除非直接和京华搭上线，搭上京华号发财车的少部分人，如魏国公徐邦瑞、临淮侯李言恭等人之外，其他江南本地官员对实学基本敬而远之。
至于为何北方对实学的接受程度很高，道理就很简单了：老子反正穷，你说你的法子能让老子富裕起来，那老子就给你点时间，看你究竟是不是能做到，为此老子先亏一点也没大事，忍一忍就过去了。
什么叫社会基础不同，这就是不同。就好比你让后世北京上海的学生和湖南江西等省的学生按同样的分数进重点大学，他们乃至于其父母也肯定不会同意。这是社会的客观现实决定的，很难以绝对的对错来评判。
这一现实决定了实学在江南的推进十分缓慢，哪怕实学派曾经将韩楫等大将运作到诸如应天巡抚、浙江巡抚等之类的位置，也改变不了这一现状。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江南官员是团结一致抵抗实学“入侵”的。
在原历史，直到大明即将崩溃，社会主流对心学乃至于同样迅速腐化的东林之抨击才强烈起来。
但很可惜，为时已晚。
所以高务实必须想办法改变这一现状，哪怕江南官员、士林不乐意接受，自己也要强行打破他们的幻想，扎进楔子，埋入种子，一步步改变。
打破这种团结，便是高务实的第一手棋。
让申时行与王锡爵这两位心学牌面放弃他们，让他们觉得自己被抛弃了，显然就会让这种团结出现裂痕。这种裂痕是上下之间的裂痕，意味着心学上层和下层的割裂。
上层看得更远，认为此时放弃李成梁会导致心学派在朝堂失势，继而导致实学派全面主导朝廷动向，对江南大本营进行直接打压。
心学是学派也是政治集团，一旦在朝廷彻底丢失了话语权，难道还能指望民间的口水沫子逼得掌握了政权和军权的实学派让步？纯属白日做梦。
但下层不会这么看，他们会觉得我们才是心学的根本，你们居然蠢到放弃根本而不顾，反而本末倒置的去维护区区一个丘八头子，你们不是叛徒谁是叛徒？
心学上下不和，实学才有机会趁虚而入。这就是高务实想要的。
至于信心，这一点也很重要，它和团结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共生关系。因为团结，所以大家都有信心取得胜利；因为对取得胜利有信心，大家就都很团结。
后世红蓝内战时，蓝方本来实力更强，但它内部不团结，更不能团结民众，领袖能力相较于红方也不行，因此战事不利。战事不利就逐渐失去了信心，继而更不团结，于是战事更加不利，最终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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